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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万军:激情与锋芒永在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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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传媒人/自由作家/历史学者。现任中国精英网总编辑,《赤子》杂志社副社长,中央电视台《法律讲堂/文史版》主讲人。著有《破解中国历史十大死结》、《逆淘汰》《谁主东洋等》。 电子信箱 cheng12092@vip.sina.com 交流QQ:2715544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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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雪岩们能不能摆脱“螃蟹命运”?  

2015-06-09 07:48:00|  分类: 张弼士,胡雪岩,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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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胡雪岩们能不能摆脱“螃蟹命运”?

    所谓螃蟹命运,一言以蔽之,曰:一红就死。螃蟹红了,那是被人煮了,标志着生命的完结。纵观中国历朝首富巨商命运与之何其相似,但这是是红顶商人的宿命呢……

胡雪岩们能不能摆脱“螃蟹命运”? - 程万军 - 程万军:激情与锋芒永在

    提及晚清“红顶商人”,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人物,往往是大名鼎鼎的胡雪岩。但从结局而论,胡雪岩晚景凄凉,恐怕算不得是彻头彻尾的成功商人。或许有人认为,时代因素,再成功的商人也大致逃不脱胡雪岩般命运,然而,事实并非如此。在胡雪岩同时代,确实有人比他做得成功——顶子红,生意久,且结局圆满。 胡雪岩们能不能摆脱“螃蟹命运”? - 程万军 - 程万军:激情与锋芒永在

这个人是谁?他为什么比胡雪成功? 胡雪岩和他相比,究竟差在哪里?

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 慈禧不保胡雪岩

    黑白通吃的胡雪岩成为传统中国的商人偶像。后人佩服他权钱一把抓,且妻妾成群后院不失火,但可能很少谁想到这个问题:胡雪岩的 “保护伞”,最后为何罩不住他了?

   先说说谁是胡雪岩的“保护伞”吧。

晚清李伯元的《南亭笔记》有则记载,可窥一斑:

   胡雪岩败迹,官场索提存款者蜂拥而至。扰攘间,左宗裳驾到,按簿亲为查询,官员们于是皆嗫嚅不敢直对,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,盖恐严诘款之来处也。文襄亦将计就计,提笔为之涂改,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三十余万了之

这段笔记说的是,胡雪岩破产清账时,被官员客户挤兑,焦头烂额,疲于应付。恰在此时,左宗棠赶到,亲自为胡雪岩坐镇偿付官员存款。于是,官员发毛了,不敢直接报出存款实际数额,就怕追究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”,存了十万竟然就说存了一两千。几百万存款,胡雪岩仅付了三十几万就偿清了。

这段笔记亮出了胡雪岩的底牌,原来,他的“保护伞”就是左宗裳。左宗裳时任两江总督,封疆大吏,威风八面。但是,这么大的伞,为什么“罩不住”胡雪岩、只是让胡少受损失却不能挽救其破产呢?

 因为“伞”外有天。

这个“天”当然就是清国实际最高领导人——慈禧太后。

革职查抄,严追治罪——从清廷对胡雪岩的最后处置不难看出,慈禧太后对清国这位巨商是不保的。

   两江总督确实不小,但比起朝廷的最高长官“老佛爷”来,左宗棠只不过一小巫,而大巫不保,“小巫”又乃之若何呢?胡雪岩的倒掉,看似湘淮两派斗争的结果,胡雪岩看似李鸿章“排左先排胡,倒左先倒胡”攻略的牺牲者,实则是朝廷“弃胡”必然结果。如果慈禧“保胡”,区区淮派、堂堂李鸿章能奈他何?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    螃蟹定律与饕餮盛宴

 

慈禧太后为何不保胡雪岩?

这涉及到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对商人的一贯态度。

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,不是农民就是地主,本质是小农,小农最重视的是土地,最藐视的是商业。在以地主或农民组成的统治者看来,农业不只是解决肚皮问题,它还担负着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——制作安份守已的良民。而到处迁徙的商人,则是“社会不稳定因素”。集中国传统黄老思想之大成的《吕氏春秋》就曾对农商两业前恭后踞:

“舍农而事末则不令,不令则不可以守,不可以战。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,其产约则轻迁徒,则国家有患,皆有远志,无有居心”。

 意思是说,商人都是不安分,应该用农活来收容他们。又云:

“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,好智则多诈,多诈则巧法令,以是为非,以非为是”。这句话的潜台词是:商人都是奸人,商业做大了会动摇朝廷统治基础,所以,到了一定时候,政府该收拾就收拾他们。 

所以,中国历届朝廷都是不护“商”的,甚至将“巨商”视为天经地义的 “饕餮”对象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历代“商才”很难逃脱一个定律——螃蟹定律。

所谓螃蟹定律,一言以蔽之,曰:一红就死。螃蟹红了,那是被人煮了,标志着生命的完结。纵观中国历朝首富巨商命运,与螃蟹何其相似奈耳!作为晚清标志性商人,胡雪岩也概莫能外

 可以说,在慈禧眼里,胡雪岩依然被固化在统治者对商人的传统认识中。

虽然叶赫那拉氏系关外游牧部群,不是农民也非地主,严格算是牧主,但在对待商人的态度上,他们和汉族皇帝没有区别,甚至心态更没落。早在康乾盛世,满清皇室对商人的态度比较冷漠,甚至认为商贸的存在没有必要。乾隆皇帝曾傲慢拒绝了英国人通商的申请,认为帝国什么都有,没必要买卖。且“阜民之道,端在重本。国家要务,莫如贵粟重农”。

当然,这种局面到了咸丰时期发生了变化。一方面是外国许多东西中国“真没有”,以前视为“奇技淫巧”的洋人玩意可以轻松地打败帝国,另一方面,帝国连续不断内战外战,大量的白银流失,长期稳定的小农社会经济也受到海外产业的极大冲击频临破产。再不去做点生意,政权也维系不下去了。

随着财政吃紧,政策开始松口,“问诸官而官亦无款之筹,问诸民而民更无力之可顾,除息借洋款外,其能凑集巨资,承办一切者,惟赖以商”。

政府钱紧。于是大量的商人于晚清应运而生,陡然在社会的各个层面,都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,简而言之,是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。这时候,他们帮助官员出谋划策,也为官员筹措军饷。比如胡雪岩联袂左宗棠,盛宣怀勾肩李鸿章。

但即便这样,商人还没有影响政坛的能力,商人仍然更多还是官员的附庸,准确地讲,晚清商人系被朝廷列于“耳房”中。

而且,政策变了,本性没有变。游牧主的本性就是打劫。他们骨子里对商人的认识没有变,在朝廷庇护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动物,势必还会因朝廷要过年而遭屠宰,所以,在饕餮体制下,胡雪岩被洗劫几乎是注定的。

   当然,胡雪岩的悲剧命运,除了时代因素,也有个人因素。从更深层次讲,胡雪岩还没有具备“近代商人”特质。与胡雪岩同时代学人陈代卿评胡雪岩“游刃于官与商之间,追逐于时与势之中,品够了盛衰荣辱之味,尝尽了生死情义之道”。其实就道出了胡雪岩的“局限性”。他把盈利模式不是放在创造百年老店和品牌上,不在实业产品上下功夫,而是压在官场依附和商场极度投机上,其失败当属必然。实际上,这是“封建传统商人”标志性宿命。鲁迅称胡雪岩为“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”,恰如其分。此亦可谓胡雪岩最合适的“个人标签”。

 

          张弼士两招跳出 “螃蟹命运” 

 与胡雪岩同时代,有红顶商人跳出了螃蟹命运。他无论哪方面都比胡雪岩成功。

 此人名唤张弼士。

张弼士系广东梅州人,本名振勋,号弼士。与胡雪岩一样,在张弼士的财富史上,政治是两个无法剥离的文字。这位在面见慈禧太后时都享有免跪特权的传奇商人,在他大半辈子的经商生涯中,也一直游离于政治的边缘,成为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。同时期唯一可与他相比的是路人皆知、比他年长18岁的胡雪岩,但张弼士却做得比胡雪岩更成功

在仕途上,从钦命头品顶戴、光禄大夫,到粤汉铁路总办、佛山铁路总办,他的顶子一个接一个,比胡雪岩还红。

在商途上,从“南洋首富”到“百年张裕”,张弼士和他的张裕葡萄酒至今还在接力。

张弼士之所以做到这些,是因为他据有不同于胡雪岩、非中国传统商人的“两个特质”。

一是把根据地放在海外。出生于广东梅州,青少年即赴南洋闯荡的张弼士,公司总部设在东南亚,但“大单”却多来自中国内地。在清政府面前,他是以“南洋首富”面目出现的。1890年,清国上海道台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洋务,途经马来亚槟城,与南洋首富张弼士探讨富国之道,不知同时是否受了见面礼,总之龚照瑗回国后便极力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举荐张弼士。主持洋务的李鸿章亦对张弼士的财富和韬略极为赏识,遂奏请朝廷,任命张为槟城首任领事和新加坡总领事。由此,张弼士成为中国第一位海外红顶商人

1894年,张弼士开办张裕酿酒公司,李鸿章的大名赫然出现在准照名单上,中堂大人亲批:准予专利十五年,凡奉天、直隶、山东三省地方,无论华、洋商民不准在十五年限内,另有他人仿造,以免篡夺。

李鸿章亲自批准张裕公司在内地成立,显示出这对官商的关系实在不一般。专做洋酒的张裕公司,在当时人看来,颇具神秘色彩,李鸿章为此大开绿灯,为北洋新政套上了一道闪亮光环。史料显示,李鸿章对张家格外关照,张弼士的侄子张成卿,这位张裕第一任总经理,享受到了特殊礼遇。他到天津谒见李鸿章,不必门前等候,青衣小帽,直入府中,谈笑犹如家人,旁观者无不咋舌艳羡。

1897年,经李鸿章举荐,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又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,出任该行董事。在李鸿章的提携下,这位海外红顶商人财运亨通。

由于北洋大臣的保举,张弼士在仕途上也好运不断,当然,前提也少不了。仅为见慈禧太后一面,张弼士就献上白银三十万两。太后见这个“海外商人“出手不凡,封官也爽快得很,先赏了个侍郎贤,接着又赐头品顶戴、补授太仆寺正卿,再缀上个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。

最高领导人的赏识,使张弼士的官商买卖如火如荼,来自清政府的官方“采买订单”源源不断,加官晋爵亦家常便饭。张弼士曾三次被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召见。这对一般商人而言,已是志得意满。而张与内地红顶商人之不同在于,他拿钱买政府欢心,但不满足于此,他不仅追逐更大的商业利益,而且兼有政治之志。

这就涉及到第二招:在政治上与时俱进。

张弼士的仕途,与胡雪岩的商而优则仕大致无二。但他的政治眼力大大超过胡雪岩。张弼士在国内摸索多年,早已修炼出一双慧眼:欲成就一番大业,不借助朝廷之力只能是纸上云烟。然而,同时他又深知:如此腐败的政府,是不能依靠长久的,自己在政治上,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,主动转型,适时求变。

促使张弼士与清廷彻底决裂的是铁路国有事件。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,经营铁路的商人一夜之间成为被强取豪夺的穷光蛋。张弼士不断上奏朝廷,力言铁路国有不当,但未被采纳,由此,张弼士彻底被清廷的饕餮盛宴所惊醒,看透了清廷的腐败和贪婪本性,转而支持孙中山同盟会的政治革命。

清政府即将垮台之时,张弼士明智地选择了新的政治力量,支持儿子张铁君参加同盟会,并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,要对在海外活动的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。回到新加坡,又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。

武昌起义爆发后,张弼士自告奋勇,成为革命的财政官,革命处于紧要关头,张弼士以南洋中华商会的名义,发动群众捐款,又以个人的名义捐赠巨款。辛亥革命后,张弼士继续作革命的财政官,资助福建民军7万元……

对政治的清醒认识,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政治生涯:在民国时期,张弼士先后任总统府顾问、立法会议员、参政院参政、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、南洋宣抚使等职——这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,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了。

1885年胡雪岩被朝廷革职查抄、凄惨结束自己一生时,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。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时,也享受到与胡雪岩天壤之别的无尚哀荣:

当他的灵枢自巴城经过新加坡、香港时,英、荷殖民政府都为之下半旗致哀,港督则亲往凭吊;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,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;甚至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后,还特派代表送挽联,盖棺论定,高度评价——“怪杰赢得人心,流芳千古。

同为红顶商人,张弼士与胡雪岩命运迥异,盖因一个困守内地,一个放飞海外;在政治上,一个抱残守缺,一个主动转型。说白了,他们一个是封建商人,另一个是近代商人

为什么出现这种差异?这与个人成长经历和素养相关。张弼士长期在国外接受多元思想文化熏陶,立下的是振兴实业、富强国家之志,他与清廷合作,显然不等同尽忠满清封建统治,而是抱着独立之心,做大最强自己。而胡雪岩所做的一切,做得只不过是传统士大夫加富家翁之梦——希冀附属朝廷、荣华富贵、封妻荫子。所以,与同时代的张弼士相比,胡雪岩自然相形见绌——不仅显得不够自主,而且“昧于世界大势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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